王栋生: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(摘录《中国教育报》)

文章来源:【yl.12311.com】   发布日期:2011年05月24日
王栋生: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(摘录《中国教育报》)
 
      王栋生,笔名吴非,1950年生于南京,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。江苏省特级教师、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1996年以来三次获得“林放杂文奖”。著有《中国人的人生观》、《不跪着教书》、《前方是什么》、《致青年教师》等。
  □他是一位语重心长的长者、有着独立思考的教师、敢于不平则鸣的知识分子。他一生以书香为伴,到了退休年龄,即使视力受损,依然勉力阅读,毫无倦怠。
  □有人说,他的《不跪着教书》守护了教师的尊严;有人说,他的《前方是什么》映照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;有人说,他的《致青年教师》让无数教师反思教育的核心与意义。
  □在种种丑陋的教育现象前,他是杂文家吴非;面对学生时,他是王栋生,一个爱读书、爱思考的中学语文教师。
  本报记者 张贵勇 
  有人认为,读书的三重境界,一为读知识,长学问,从而高雅;二为读智慧,把知识变为觉悟、动力、谋略;三为读出人品,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养性。
  王栋生的读书经历让人感觉,读书不只是长知识、学谋略,更多的是跳出书本,形成一种明辨是非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,使他积蓄了巨大的精神力量,使他成为中学教师中为数不多的“荆棘鸟”、中国教育界自由地飞来飞去的“牛虻”。
 
我至今难忘虽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
 
  “‘文革’十年,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。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‘四人帮’耽误的时间夺回来,读起书来近乎痴狂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,珍惜每一节课,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。”
  王栋生坦言,是外国文学名著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。
  18岁下乡插队,26岁返城,在图书稀缺的8年里,王栋生不停地找书读。1967年,在南京城东遇到一收购废品的老汉,他发现老汉的筐里有两本繁体竖排的《静静的顿河》,如获至宝,花3毛钱买了下来。后来,他又花了1毛5分买了《普希金诗文集》。当时根本没有文学作品可读,农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书,都过来借阅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他养成了快速看书的习惯。
  1971年,王栋生弄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,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。龚桐、荣如德翻译得特别好,他看了很多遍,感慨于故事情节的丰富与震撼,也一直想知道主人公的命运,可是这本书后面缺页,结局不得而知。1980年上大学时,他终于找到了书的全本。结果令他很失望——原来只差半页,主人公的命运就定格在几百字里,却令他琢磨多年。那一瞬间,他对人的命运有了一种别样的认识,而类似的感受在茨威格的《象棋的故事》中也有过。
  “许多外国文学名作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,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”王栋生说,他很遗憾28岁才读到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,这类书如果更早看到,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会有所不同。“雨果、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对人性予以深刻发掘,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,促使人思考宏大的人生和世界问题。我总是想,20年之后的学生会是什么样。其实,哲学家说得对,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。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、读什么样的书”。
  谈及对自己读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,王栋生首推他的忘年交,写过《岁寒图》、《升官图》等剧本的陈白尘先生。两人因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的引荐相识,那一年王栋生23岁,在农村插队已5年。陈白尘家里有十多箱被查封的“禁书”,由于造反派笨,只封了纸箱的上部,忘记可以从下面打开,王栋生遂得以在陈家借书。在白尘先生的帮助下,他看了大量的历史著作。从1973年至1978年,他们一老一少,交流非常频繁。回忆那段历史,王栋生感慨地说:“那是我人生最困难最苦闷的时期,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。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,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,二是他的正直善良。”
 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,王栋生考上了南京师大。进入大永利12311园的他,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,正如他本人所说:“‘文革’十年,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。读书期间,虽然没有白发童生的悲苦,但和一帮比我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,多少有些不习惯。记得那时,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‘四人帮’耽误的时间夺回来,读起书来近乎痴狂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,珍惜每一节课,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。”一年里,他大概看完了150至200本书,以至于上课时也偷看外国小说。为了省下钱买书,他常常连着十几天不吃荤菜,那种虽然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至今难以忘记。
 
读书,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
 
  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,而不应盲从。一位教师能走多远,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。有了思考能力,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。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,通过阅读培养批判意识
  随着读书越来越多,王栋生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广,开始涉足其他领域,对史学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。他很喜欢威廉·曼切斯特著的《光荣与梦想——1932-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》,该书文笔好,表达也很智慧,对他更清楚地读懂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威廉·L.夏伊勒的《第三帝国兴亡》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。他曾花了很长时间阅读陶菊隐著的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(1895-1928)》,那是一本全方位展示当时历史的书,让他一下子打开了视野。
 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。看了一些史料,王栋生知道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,同时也培养了他细心观察、比对反思和独立判断的能力。而书读多了,就能站在高点上,不被人愚弄,能发现事情的真相,因为“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,不是看你说了什么,而是看你做了什么”。从这一点来看,王栋生觉得,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。
  “教师,尤其是语文教师,应该知道得越多越好,要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,力争做一名学者型教师。”王栋生看重教师的博学,更看重教师的独立思考,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,而不应盲从。一名教师能走多远,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。有了思考能力,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。王栋生一直强调,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,通过广泛的阅读,培养一种批判意识。
  即使过了60岁,他还在思考一些在其他人看来很可笑的问题。例如,学生作业和测验成绩要家长签字,入团入党为什么无须家长签字?中学为什么没有劳动课?学科到底有没有主副之分?
  黑塞在《获得教养的途径》中说:没有爱的阅读,没有敬重的知识,没有心的教养,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。王栋生离开教学一线之后,仍然经常到永利12311给学生作讲座,以自己多年的读书经验,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如何做学生、如何读书。他劝诫学生多读名著,从名著中汲取力量。他说:“鲁迅的《药》,我10岁就读过,61岁重读时还有新的发现。因为经典是一个历史时期语文与人文的最高成就。年少时一旦读过这些人文名著,这个人就坏不到哪里去。”
  王栋生也希望学生多读诗,生命中有诗,精神世界会充满阳光。他很喜欢巴尔蒙特的那句诗:为了看看太阳,我来到世上,即使天光熄灭,我也仍将歌唱。我要歌颂太阳,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……每每读出来,总会热泪盈眶。
 
书读得越多,越觉得自己可怜
 
  “如果不读书,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,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而且,我越来越发现,书读得越多,越觉得自己可怜。越觉得自己可怜,就越要读书”
  如今,每天早晨起床,王栋生依然和以前一样看看时事新闻,读读喜欢的书。他参加编写的初高中教材,今天仍然不断地看。虽然目力严重受损,但依然有强烈的学习欲望。因为“如果不读书,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,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”。
  王栋生读书,喜欢在书上做记号,自由地画,很多书都做笔记。笔记内容积累下来,便成了他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反思的依据。他身边的同事发现,王栋生每节课在25分钟至30分钟时,就会“打个岔”,像是无意地和学生说一下天气或引导学生关注另一件事。这是他的教学习惯,也是阅读受到的启发,因为他早年便从教育心理学书上看到,青少年的持续注意力一般保持在30分钟左右,要想保持学生的注意力,有必要“打个岔”,再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回来。这既是一种教学艺术常识,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。
  王栋生现在很爱读儿童图画书。2002年,他在广州开会时和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同住一室,方卫平给小学老师作报告,他给高中老师讲话,两人各忙各的。一天晚上,他看到方卫平床边放着一捆台湾出版的儿童图画书,随手拿起一本翻看,这一看让他很惊讶,世上竟有这么好看的绘本!在大卫·威斯纳的那本《疯狂的星期二》中,夜间驾着荷叶悄悄降临城市的青蛙们给了他无尽的想象。后来,方老师为他介绍这些书的编绘与流传,让王栋生知道在阅读世界还有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杰作。
  王栋生告诉记者,看图画书的时候,他常常一边看一边流泪。他感慨,那么美好的东西为何过了50多岁才读到。图画书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,让他能以幸福的眼神看待今天的世界,也让他明白,很多原来非常在意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。图画书让他知道,儿童永远是正确的,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儿童的智慧。因为常怀一颗关爱之心,王栋生看不得伤害儿童的事情发生,他也在著作中呼吁,爱所有的孩子。
  1982年1月,已经32岁的王栋生大学毕业。他去南师大附中报到那天,看到办公楼前的两排水杉,最大的一棵直径只有20多厘米。如今,这两排水杉高大伟岸,最大的一棵已经粗得须两人合抱了。时间总是不经意地在指间溜走,在王栋生看来,能让光阴不虚度的,唯有读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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